林峰后来换了城市。 不参加同学聚会，不接受采访，不主动跟任何人提起二〇〇四年的寒假。有记者找到过他，他客客气气地拒绝了，说想过普通日子。认识他的人讲，他成了家，有工作，日子过得平稳。只是那几天的事，偶尔还会在夜里翻上来，一身冷汗，然后慢慢退下去。 他活了下来，但他不知道为什么。 至少在当时不知道。真正的原因，是马加爵落网之后在供述里自己讲出来的。那句话很短，短到不够填满半页审讯笔录：林峰给他打过饭。 不是救命之恩。不是雪中送炭。就是一份饭，可能还带着食堂的塑料盒盖子，油凝在米饭上，不太热了。马加爵记住了。 林峰自己忘了。 二〇〇〇年秋天，马加爵从广西宾阳到昆明。 宾阳县宾州镇马二村，离县城不远，但穷是真穷。他父亲马建夫种地之外，帮附近小制衣厂熨裤子，一条两毛五分钱，生意好的时候一天熨上百条，干了二十年。母亲李凤英管家，能说会道，但家里四个孩子，日子始终紧。 马加爵是家里最小的，也是书读得最好的。高考考了六百七十九分，那个分数报清华北大不是没有可能，但他选了云南大学，原因不复杂：消费低一些。他是马家几代里唯一的读书人，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，走的时候是有鞭炮声的。 到了昆明，学费贷了款。大姐每个月寄一百块，父母那边基本拿不出余钱，剩下的靠他自己打零工。食堂里两荤一素是别人的吃法，他经常馒头咸菜对付过去，有时候连咸菜都省了。 但这些都不是后来那件事的全部解释。 马加爵从小到大有一个特点，家里人很早就注意到了。他母亲说他唯一的兴趣是“一个人孤独地坐着”，很少出去玩，也不像别的小孩那样要这要那。他成绩好，奖状拿回来不吭声，塞进抽屉里，父母很长时间不知道。他五岁的时候会提前把稀饭盛好放在桌上等父母回来，但跟父亲之间几乎没有过长时间的交谈。奖状被藏起来，体贴被做出来，话被吞下去。一个孩子用行动表达一切，唯独不用嘴。 上了大学，这个模式被放大了。他想改。学着同学开玩笑，效果不好，旁人觉得别扭，他自己更别扭。宿舍里有人说说笑笑，他会觉得笑声是冲他来的。摔门，翻脸，偶尔动手。篮球场上被人撞一下，他会骂人，后来没人愿意跟他一队打球。同学描述他的词高度一致：阴沉，怪，不敢接近。 他在写给父母的信里写过一句话，大意是：读书读到哪年才能出头，很多人比我老练，让我很自卑。这封信里也写了亲情让他心酸，写了想报答父母。两样东西同时存在，自卑和孝顺，敏感和要强，没有一样是假的。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林峰出现过几次。 林峰跟马加爵不算密友。隔壁宿舍，住得近，偶尔打牌凑手。马加爵发烧躺在床上那次，林峰路过，问要不要去食堂。马加爵说不去。林峰走了，过了一阵又回来，手里拎着两份盒饭，一份放在马加爵床边，自己坐在对面吃另一份，一边吃一边说些有的没的。食堂哪个菜难吃，哪个老师讲课没意思。马加爵靠在枕头上，把那份饭吃了。 林峰还给他买过药。不是专门跑一趟药店，就是顺手，下楼的时候带回来的。没有说过“我照顾你”之类的话，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提过这件事。他对别的同学也这样，不刻意疏远谁，也不刻意亲近谁。 马加爵把这些事记在了心里。 不是“感激”两个字能概括的。更像一本账。谁对他好，谁对他不好，谁把他当回事，谁没把他当回事，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。这本账他记了很多年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结算。 二〇〇四年寒假，马加爵没回宾阳。他跟家里说在昆明打工，实际上大四了，论文和出路都压在身上，回去的路费也是一笔开销。 二月上旬，317宿舍里几个人打牌。马加爵、邵瑞杰、杨开红，唐学李在旁边看报纸。打着打着，杨开红说他作弊，他不认，吵起来。邵瑞杰帮腔，说了一句跟龚博生日有关的话，意思很直白：人家请客没叫你，你这个人有问题。 这句话在旁观者耳朵里是牌桌上的斗嘴。在马加爵耳朵里，是邵瑞杰——他少数当作朋友的人之一——亲口告诉他，你不在那个圈子里。从来都不在。 他没有当场做什么。牌局散了，人走了，他去了旧货市场。 二十块钱，一把石工锤。 假身份证。火车票。上网查怎么处理现场，怎么跑。这些东西不是一天之内办完的，每一件都需要出门、花钱、跟人打交道。他一件一件办完了。 唐学李不在最初的名单上。唐学李是隔壁宿舍的，寒假常来317借宿。马加爵觉得他住在屋里碍事，就把他加进去了。理由只有“碍事”两个字。 二月十三日晚上，唐学李死在锤子下面。接下来两天，邵瑞杰、杨开红、龚博被一个一个叫进317，同一个手法，同一把锤子。四具尸体塞进衣柜，锁上。 就在这三天里的某个时刻，林峰来过。 他站在317门口，想找马加爵打牌，或者只是路过喊一声。门没有关死，马加爵在里面，锤子在手里。林峰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不知道衣柜里有什么，不知道地上擦过什么，不知道眼前这个人过去几十个小时里做了什么。他说了几句话，没有得到回应，或者得到了一个很短的回应，然后走了。 锤子没有抬起来。 后来在供述里，马加爵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对林峰动手。他的回答没有绕弯子，也没
